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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方签订了委托协议,由热力集团负责一次管网的检修,协议时间为5年。到期后,物业方和热力集团没有续签,按照当时的相关规定,一次管网的管理和维修应该由产权方负责。 对于接报后两小时才到现场勘查的质疑,张部长说,确实接到了物业的报告,但他不知道具体详情是怎样的,可能是物业说得不够准确,从而耽误了反应时间,“汇报冒热气和汇报管道漏水的反应时间是不一样的”。 张部长说,两名工作人员到达现场进行的并非维修工作,而是勘查,按照热力集团的相关规定,在勘查过程中并不必要拉警戒线或设立警戒标志。 >>物业 事发前已上报险情 昨天,北京东方大洋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先生表示,事发当天上午11点40分左右,保安在巡视中发现,位于大厦东侧栅栏外的人行道上冒出热气,公司派水工维修班长前往现场检查,判断是热力管道发生故障。中午12点,物业向热力公司紧急报告情况,下午2点,事发地开始涌出热水,物业立即布置保安清走院内停放的车辆,并劝走几名玩水的小孩。 王先生说,热力公司的工程车接报后到达现场,快速关闭了主干线上的阀门,物业撤回巡视的保安。下午3点多,物业公司的总经理梅先生到场巡视,发现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坐在工程车中。梅先生上前催促他们尽快检查修复,并提醒地面已经出现裂缝应注意防范。梅先生离开现场不到10分钟,杨女士经过此地,坠入热水坑中。 物业不管事故管道 王先生称,热力管道的支线部分分为一次供热管线和二次供热管线,由主干线接出后到物华大厦地下室的热力站为一次供热管线,由热力站输送到楼上的管线为二次供热管线,支线的产权方为大厦的开发商。2000年大厦投入使用时,物业与热力集团签订了委托协议,由热力集团负责检修一次供热管线,5年后终止了协议,但仍应该由热力集团管理,“有2003年的一个文件可证,具体名称记不清了。” 王先生说,2010年10月1日后,生效的《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中第33条规定,供热专业经营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也就是说,应由热力集团进行管线的维修养护。热力集团在实际操作中将大厦内部的二次供热管线委托给物业方进行管理,并支付物业方相应的费用。 物业方负责管线的郭工程师介绍,物业负责的只是大厦内的二次供热管线。由于一次供热管线的高温高压状态,物业方没有资质和设备进行检修,热力集团也根本不允许动一次供热管线。郭工程师介绍,每个供暖季,热力集团的工作人员都会对一次供热管线不定期进行检修,“多的时候基本上一周一次”。 此外,针对北京市热力集团说的事前发现有隐患,并下发过整改通知一事,王先生予以否认,物业此前并没有接到过整改通知单,也没有向热力集团发过回执单,此次安监局向物业出示时才第一次看见,“是热力集团向安监局提供的。” >>开发商 不应承担主要责任 昨天,北京万华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宋主任称,开发商的意见以其委托的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为准。 意见书中称,在事故发生过程中,物华大厦的物业公司已经采取了巡视、报险、清场、清人、提示等措施;是抢险单位(热力公司)迟延到场,导致热水至少多泄漏2个小时,致使塌陷险情扩大;是抢险单位人员到场后未设置任何警戒措施,才直接导致热水伤人事故的发生,可以肯定的说是安全防范措施缺失——即抢救行为造成的,与线路产权无关。 万华置业不是供热等服务的最终使用人,与供热等单位不是合同相对人,与供热等共用设施没有关系,作为物华大厦的建设单位之一,在房屋销售后已经不再具有产权人身份,房屋及公用设施等已经分属实际购买人即业主所有。万华置业不具有对供热等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维修、养护的责任,该工作由专业单位负责,热力公司作为关乎公共事业的单位,不得因公共设施、设备处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还是处在物业区域外而放弃管理、巡检、保养、维修的责任。 同时,意见书中称,从事故经过及万华置业作为建设者之一的地位,以及不同法律法规间规定的差异分析,万华置业可能就热力事故承担责任,但不应承担热力事故的主要责任。 ■特写 孩子周岁照片上少了妈妈的微笑 杨二敬,女,1984年6月16日生于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人。再过15天,是她和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再过19天,她的儿子乐乐(化名)满一周岁。但是,这两个对她颇有意义的日子,她都没能赶上。 二敬计划,结婚纪念日可以简单过,但儿子周岁那天,一定要带他去拍纪念照,回家后贴在客厅壁墙上的最中央。她还准备请亲戚来家里热闹热闹,庆祝乐乐的生日。 如今,乐乐的爸爸依旧会带儿子去拍纪念照,但照片上不再有妈妈的笑脸。 4月1日早上7点,二敬简单吃了两口早点就外出上班。离家前,她像往常一样,抱起乐乐亲了一口,然后嘱咐乐乐要听奶奶的话,“在家里要乖,要做个小男子汉”。乐乐听不懂,只知道抱着妈妈不让妈妈走。 婆婆走上前把乐乐接了过来,二敬怕脱不了身,赶紧拿起包走出家门。婆婆抱着乐乐把二敬送到了门口,一边嘱咐二敬路上要慢点,一边教乐乐对妈妈说拜拜。乐乐听话地摆了摆小手,和妈妈挥手告别。 二敬家住北五环外,上班要去亚运村华堂商场。婆婆说,每天早上,二敬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去上班,但不管刮风下雨,从来都在7点之前出门,“工作很拼命,经常没有周末”。婆婆曾经不理解,“公司就那么忙吗?就不能回来多陪陪孩子。” 对于家人的怨言,二敬从来不红脸,她总是下班后第一时间回家,扔下包就去逗乐乐,空余时间再帮婆婆洗衣服做家务。在婆婆眼里,二敬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来我家5年了,从来不对长辈红脸,特别孝顺。”婆婆指着自己的衣服不住地流泪,“从里到外都是儿媳买的,每到换季前,二敬就会置办好,这么好的媳妇上哪找去”。 二敬业绩突出,从一名导购员升到了店长。昨天,在华堂商场的服装店内,同事小韩一边照顾客人一边擦标签,她的眼睛有些红肿。聊起二敬,她忍不住趴在柜台上,失声大哭起来,她哽咽着说:“二敬的事,我接受不了。”小韩忍不住哭了两分钟,挥手不愿多提二敬。 4月1日下午,二敬和同事小马一同,前往物华大厦的总公司交报表,就在离公司仅一步之遥的人行道上,二敬坠入热水坑。小马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旧心有余悸,二敬拿着手提袋,里面装着报表,两人并排着走在人行道上,谁也没有想到,前方的路早已埋下了危险,等待她的是在热水坑中挣扎的惨剧。 经历了8天的抢救治疗,二敬一度徘徊在生死边缘。其间,医院曾经三次下发病危通知,4月9日晚上,二敬静静地离开了她的家人,盖上白布的二敬被护士推出重症监护室。二敬的母亲哭喊着要再看女儿一眼,但双腿瘫软着站不起来。 自打二敬没有回家的那天起,乐乐每天晚上都哭喊着要见妈妈,每当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乐乐就要扑着去客厅,已经学会喊“妈妈”的乐乐清晰地喊着“妈妈”。家人们则要强忍悲痛,一边哄着乐乐玩一边落泪。 客厅的墙上贴着二敬的个人照,婆婆从墙上取了下来,“她不爱拍个人照,从来都是一家子拍合照,孩子说这样显得团圆。谁晓得,她抛下一家人后一个人去了。”婆婆躲在厨房中,双手捂脸大哭起来。
华莱士与邓小平在一起迈克·华莱士在93岁时停止向世界发问。过去半个世纪里,按照媒体的说法,“他的名字一度让腐败的政客、高明的骗子、不作为的官僚头疼”。他所服务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广告称,如果有4个单词会让这些人从心里害怕,那一定是“迈克·华莱士在此!”(Mike Wallace is here)因为这位新闻访谈类节目《60分钟》的主持人,几乎以审问的方式,撬开了他们的嘴,即使那个人是国家首脑,他也毫不留情。三十几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接受采访前,曾咆哮着警告他:“我不想谈越南,如果敢提越南,我就让你们这帮小子立马滚蛋。”华莱士深吸一口气,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架势”走了过去,“越战强暴了你,总统先生,然后,你强暴了整个美国。你该谈谈这个事情!”在自传《你我之间》里,他这样回忆。这个曾要干到“四脚朝天”的人,4月8日在美国东北部一家疗养院里停止了呼吸。患有心脏病和老年痴呆症的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提起过《60分钟》,仿佛那段辉煌的岁月被他的健康一同拐跑了。不过,那些连他自己都遗忘了的日子,如今正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些和尼克松、霍梅尼、邓小平、江泽民打交道的片段,成为新闻专业课上的一个个案例,也是很多电视台记者反复观摩学习的教材。“迈克·华莱士一度是中国新闻人遥远意义上的角色榜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洪兵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实际上,这个新闻界的榜样起初可算不上什么典范。他家世寻常,成绩平庸。因为眼睛长得细长,还被人取了一个带有歧视色彩的外号。偶尔几次,他还干过去商店偷5美分的口香糖这种不太光彩的事。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话,那就是他在高中成为学校管弦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以及网球队长。华莱士本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英语教师。但在大二时,当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广播站,他的人生就此换了个频率。在一家洗衣房及家具公司旗下默默无名的小电台里,这个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母亲,播音员可比议员还棒,因为整个美国都能聆听他的声音,议员却做不到。不仅仅是美国,他让全世界都听到了那有些直接甚至显得有些粗鲁的声音。他问刚刚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你一定非常妒忌罗纳德·里根。”他对着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做了个捻钞票的手势,“为什么俄罗斯腐败盛行?所有问题都得靠这个解决?”他问邓小平:“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这种毫不留情的提问甚至让他的小儿子克里斯都觉得有点难堪。大学每个学期开始前,他总会很直接地问已经成年的儿子:“你需要多少钱?”“那种感觉就像被迈克·华莱士采访一样。”克里斯说。对于华莱士真正的采访对象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如果坐在对面的这个男人口中突然冒出“请原谅我”这几个字,那才是灾难来临的信号,只有一种可能——接下来的问题会让你难以回答。“萨达特说你是……请原谅我”,坐在伊朗前领导人霍梅尼对面,他伸出左手捂住胸口,“这不是我说的,他说你是一个疯子。我知道你听到这个评论了。”他说完,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结了。华莱士偏了下头,示意翻译。“什么?疯子?”翻译疑惑地低声问。华莱士用肯定的语气重复了一遍:“是的,疯子,这是我从电视上听到的。”这种尖锐与充满质疑的采访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一些新闻从业者。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新闻调查》原制片人耿志民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新闻调查》刚刚创办时,栏目组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观摩华莱士的采访作为业务学习。那时,《60分钟》的录影带还非常珍贵,需要在香港找人录下电视节目,寄到北京,再加上字幕。在耿志民的印象中,荧幕上的华莱士总是身体前倾,眼睛直视对方。“他外表散淡,实际内里坚毅,不管你是多么牛的人,在华莱士面前,撒谎都是一种压力,这就是他的气场,是调查性报道所需要的。”实际上,早在1986年,华莱士的名字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他是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到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美国新闻界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就像一只斯特拉堡的鹅,有着一肚子文件、事实、问题和旁证材料,每次采访至少要做50个小时的功课。”华莱士要求中方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两人面对面坐下后,邓小平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我抽烟可以吧?”82岁的他说。“可以。能给我一支吗?”68岁的采访者华莱士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华莱士的提问包括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改革开放,以及涉及“文革”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敏感话题。访谈时间从原定的1个小时又增加了20分钟。老人挥手的动作和坚定改革的声音,通过华莱士传递到全世界。不同寻常的采访风格让华莱士获得了“不畏强权”的美名,与此同时,还有非议。批评者认为,华莱士的采访带有电视媒体所具有的戏剧化特点,他让提问变成一种新闻。更有人说他的提问方式近乎“无耻”。尽管晚年他在节目中向曾经伤害过的芭芭拉·史翠珊道歉,但仍有人抓住他的小辫子不放。1991年,华莱士在采访中问芭芭拉,为什么会落下“婊子”这个骂名,并提及她缺乏继父关爱、母亲这些年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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